二十年前,我在《中国现代学术要略》中曾经提出:“学术思想是人类理性认知的系统化,是民族精神的理性之光。”于今思之,中华文化能够贡献给世界的,我认为是人之为人的、群之为群的、家之为家的、国之为国的一整套精神价值论理。这些价值理念的精神旨归,是使人成为健全的人,使群体成为和谐的群体,使家成为有亲有爱有敬的和睦的家,使国家成为讲信修睦、怀柔远人的礼义文明之邦。
中国文化最主要的价值理念都在“六经”。“六经”指《易》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《春秋》六种文本经典。《乐》这一经没有文本传下来,是为“五经”。但也有一种说法,认为《乐》本来就没有文本,是跟《礼》结合在一起的,所以“礼乐”并称。尽管后来看到的是“五经”,可是学者们习惯上仍然称为“六经”,直到清代还是如此。
“六经”经过孔子删订,是中国现存的最原初的文本经典,是古人智慧的结晶。上世纪的大儒马一浮,称“六经”为中国文化的最高的特殊的形态。大哲学家熊十力则说,“六经”是现代人做人和立国的基本精神依据。这些判断,时至今日也没有过时,反而愈见其见解独到。
我近年从“六经”里面,也包括后来成为“十三经”的《论语》《孟子》《孝经》里面,抽绎出几组价值理念,包括仁爱、诚信、爱敬、忠恕、廉耻、和同六组概念。这些概念范畴是中国文化中具有永恒性、普遍性的价值理念,既适用于古代,也适用于今天,不仅适用于中国人,也适用于全世界。
1.仁爱
仁爱是中国文化里非常核心的观念。孔子认为“仁”的主要内涵是“爱人”。孟子也明确说:“仁者爱人” “爱人者,人恒爱之”。中国文化里的爱,是一种博爱。按孔子的说法,是“泛爱众而亲仁”。“仁”是集亲、爱、宽、博诸义于一体的概念综合。
这缘于“仁”这个汉字的会意构成。《说文解字》解释“仁”字为:“仁,亲也,从人二。”“亲”是指亲密。“人二”则是“二人”。意思是说,仁与不仁须要在人和人的关系中显现出来。汉代大儒董仲舒讲得更直接:“仁者所爱,人类也。”亦即仁爱是爱整个的人类的一种博爱。所以《礼记·中庸》说:“仁者,人也。”仁爱之爱,还会及于万物。孟子有言:“亲亲而仁民,仁民而爱物。”因此董仲舒又称“仁”是一种“天德”,带有“无穷极”的特点,也就是具有终极价值。
2.诚信
诚信是中国文化里非常重要的价值理念。孔子讲,“民无信不立”“人而无信,不知其可也”。孟子说,“朋友有信”。老子也讲,“信言不美,美言不信”。中华文化的原初经典把“信”放在非常高的位置。
内里面有诚,外面才有信。无诚,便不可能有信。讲“诚”最多的是《中庸》,其中说,“诚”是“天之道”,是“物之终始,不诚无物”。而想要“立诚”,是“人之道”。《中庸》把“诚”视作“天道”和“人道”的核心问题。
“立诚”的理念,早在《易经》就明确提出来了。《易经》乾卦的文言引孔子的话写道:“忠信,所以进德也;修辞立其诚,所以居业也。”这里的“修辞立其诚”,就是明确提出的“立诚”。
人生在世,究竟何欲何求?仔细想来,《易经》乾卦这两句话全包括了。人生在世,一个无非是想把自己变得更好一些,成为一个有修养的人,受尊敬的人。做到这一点,首要的是要讲诚信。这就是“忠信所以进德也”。人生的第二层要义,就是事业有成,在某一方面的专业上有自己的建树,能够安居乐业。“居业”的前提是“立诚”,所以是“修辞立其诚,所以居业也”。
3.爱敬
中国文化的另一个核心价值理念是“爱敬”。“爱敬”是从家庭秩序中衍生出来的。父子、夫妇、弟兄之间的关系,都有爱和敬存在。如果一个人对自己的尊长亲人做到有爱有敬,对家庭以外的其他人也不至于太不好,至少不会轻慢别人。因此《孝经》说,“生事爱敬,死事哀戚,生民之本尽矣,死生之义备矣。”把爱敬看做人生之本和生死大义。人的哀愁和悲痛的情感,最初也是从家庭亲人的困厄、不幸中因感同身受而产生的。
对“爱敬”这个价值理念,魏晋时期刘劭的《人物志》解释得最为恰切。《人物志》里写道:“盖人道之极,莫过爱敬。是故《孝经》以爱为至德,以敬为要道。”把“爱敬”看成是人道之极,可见“爱敬”这个价值理念在中华文化中的位置。
“敬”当然可以包括尊敬师长、尊敬前贤,尊敬长辈。但“敬”的价值论理的哲理义涵,是指人作为生命个体的“自性的庄严”。“敬”是人的内在性格、性体、本性的精神安顿之所,传统文化中很多道德规范都跟“敬”有关系。譬如,“孝”的精神内核是“敬”。中国传统社会对官员的察选,如果不孝敬父母,就没有做官的资格。忠敬、诚信的人,一定孝敬父母,能孝敬父母才能成为忠于职守、仁爱天下的贤者。
举凡一切礼仪,都必须有“敬”的精神。《左传》里的一句话说:“国之大事,在祀与戎。”祀就是祭祀,戎则是军事行动。无论祭祀还是军事行动,都不能没有“敬”。军事行动也要懂礼仪。《左传》有很多记载,很多战争的发生,都是由于“不敬”或“大不敬”,引起强者一方的军事行动。现代社会,处理国家与国家的关系,涉及外交事务,讲礼仪、懂敬,同样非常重要。礼仪、敬,是文明的指标;文明与不文明的重要分野,在于礼仪。
4.忠恕
“忠恕”在孔子那里是通贯全体、贯彻始终的思想。忠和诚可以互训,诚者必忠,“主忠信”是孔子至高的道德律令。弟子樊迟问什么是“仁”,孔子回答说:“居处恭,执事敬,与人忠。”可知“敬”和“忠”都是仁的构件。
“忠”和“信”更为密切。取信的要道是“忠”。曾子“吾日三省吾身”的一、二两项内容,第一是“为人谋而不忠乎?”第二是“与朋友交而不信乎?”忠和信是与人交往随时需要反省的问题。孔子还说:“言忠信,行笃敬,虽蛮貊之邦,行矣。言不忠信,行不笃敬,虽州里,行乎哉?”如果做到了“忠信”,而在行为上又能体现出庄重和礼敬,即使走到不那么文明的异邦,也能立得住脚跟。相反,如果言不由衷,对人不能以诚相待,得不到交往对象的信任,行为上又轻慢无礼,即使在自己的家乡也照样吃不开。
忠恕的“恕”,按孔子的解释,就是“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”。“恕”这一价值理念所含蕴和所要求的义涵,通俗地说,就是设身处地,将心比心,换位思考,自己不喜欢不希望的东西不要强加于人。我认为“恕”这个价值理念,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异量之美。这是中国文化贡献给人类的一个伟大的思想。世界人文学界非常重视孔子的这一思想,把它奉为人类共同遵行的道德金律。
5.廉耻
“好学近乎知,力行近乎仁,知耻近乎勇。知斯三者,则知所以修身。” 《礼记·中庸》把好学、力行、知耻,当作修身的三要素。一个人的修为,自然离不开吸取知识,这也就是《礼记·大学》所说的“格物致知”。因此“学”是修身的第一要素。
学了以后何为?如果成为装知识的器皿,或者从知识到知识,学了等于不学。学的要义,在于用,在于践行。此即古人常讲的“知行合一”。所以修身的第二要素是“力行”。学习了,也践行了,离“仁”就不远了,至少是走向通往“仁”的道路上。
但无法保证所做的每一件事都正确无误。出了错误怎么办?要能够反省,善于反思,找出原因,知错改错,力戒重犯错误。当认识到错误的时候,人的良知会让自己感到羞愧,感到后悔,感到不好意思。能做到这一层,就是“知耻”的表现。“知耻”是改过的前提。所以修身的第三要素是“知耻”。
智、仁、勇在古代被称作“达德”。具有了智、仁、勇的德品,就可以做到大的判断不致发生错误,遇到困难不会感到忧虑,面对威胁无所畏惧。就是孔子说的:“知者不惑,仁者不忧,勇者不惧。”
修身的三要素中,“知耻”尤不可轻视。耻感是人成为人的一个文明指标,孟子称之为“羞恶之心”。孟子说,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、辞让之心、是非之心,是人的“四端”。恻隐之心就是同情心,是“恕”,己所不欲,勿施于人;辞让之心指文明礼貌;是非之心指社会的公平正义;羞恶之心则是“知耻”。
“耻”跟“廉”构成一个组合概念,“廉耻”。管子的一个著名论述:“礼义廉耻,国之四维。”“礼”是文明秩序,“义”是社会正义,“廉”是节俭廉洁,“耻”是道德的约束和自律。礼义廉耻没有了,国家的处境就危险了。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炎武曾经说过:“廉耻,立人之大节。”他说,如果不廉,将无所不取;而不耻,将无所不为。他还说过:“士大夫之无耻,是为国耻。”
6.和同
“和而不同”是中国人面对这个世界的总原则。“和同”思想源于《易经》。《易》的系辞概括为:“天下同归而殊途,一致而百虑。”这是说,人们的不同,常常表现为途径和方法的不同,终极目标是相同的,所以最终会走到一起。人类社会的存在形态,人们的生活方式和风俗习惯,彼此之间是不同的,但生活的价值追求,人的心理指向,往往有相同的一面。孟子对此说得很明白:“口之于味也,有同耆焉;耳之于声也,有同听焉;目之于色也,有同美焉。至于心,独无所同然乎?心之所同然者何也?谓理也,义也。” 好吃的食物、好听的音乐,多彩的颜色,人们都会喜欢,在这点上人和人是相同的。既然在这方面有同样的感受,那么人的“心”是不是也有相同的东西呢?回答是肯定的。人心所相同者,是“理”和“义”。
孟子讲的“心”,也可以做“心理”解。大学者钱锺书先生说过:“东海西海,心理攸同。”所以,人与人之间的不同,远没有想象的那么多,夸大人类的不同,是文化的陷阱。而且在人类的不同之中,也有“同”的一面。正因为如此,人和人之间、文化和文化之间,才可以沟通,不同也能够共存于一个统一体中。
不同文化之间可以共存、沟通、融合,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固有的理念。这个理念基于中国文化的“和”的观念。“和”是由诸多的“不同”构成的,没有不同,便无所谓和。所以孔子的著名论断是:“君子和而不同。”
宋代的思想家张载,有名的“四句教”是:“为天地立心,为生民立命,为往圣继绝学,为万世开太平。”他还有另外的“四句教”:“有象斯有对,对必反其为,有反斯有仇,仇必和而解”。大意是说,这个世界是由一个一个的生命个体组成,有人类的、动物的、植物的,这些生命个体都是不同的。因为他是对整个宇宙世界发言的,所以我把这四句话称为“哲学四句教”。
张载“哲学四句教”给我们的启示是深远的。反观现实,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总括性的看法,就是:这个世界有差异,但差异不必然发展为冲突,冲突不必然变成你死我活,而是可以“和而解”的。有了这个观念,很多事情会得到更恰当的处理。
大文豪鲁迅有一首诗是关于战后中国和日本的关系的,其中有两句:“渡尽劫波兄弟在,相逢一笑泯恩仇。”人与人之间、群体与群体之间、族群与族群之间、国与国之间,都不应该培养仇恨。“仇”是可以化解的,应该走向“和而解”。(作者 刘梦溪 中国艺术研究院终身研究员、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)